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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普雷斯在一次会谈中提出中美“互派留学生”，但中方代表方毅并没有给出答案。

　　几天之后，特意会见普雷斯博士的科技代表团，会议上他强调中美两国科技交流的重大意义，并表示美国科技全球领先，中方在很多领域都处于落后状态，需要美国的帮助。

　　原本寂静无声的白宫被一声声急促地电话铃声吵醒，美国总统卡特在铃声唤醒下很快从睡梦中醒来，拿起电话后，很快意识到这是正在北京访问的普雷斯博士。

　　毕竟普雷斯博士一向稳重，他能在自己休息之时打电话，那就说明在同中国谈判中碰到棘手的事情。

　　只听普雷斯开口便说：我正在和副总理会谈，他问了我一个我没法回答的问题！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才凋零、百废俱兴，急需培养出色的高级人才，国家也将大量留学生派遣社会主义国家学习，截止1965年，我国派遣10476名优秀学生出国学习。

　　而在这群人中，后来诞生了79名中科院院士、63名工程院院士，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贡献颇大。

　　但从50年代到70年代，我国派遣的留学生总量才18000余人，对于当时6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实在太少。

　　1972年2月，尼克松访华，中美关系开始破冰，但两国仍未有进一步文化交流学习。

　　两年后，一些美国教授开始给北京高校和曾留美的教授写信，希望能前往中国研究、交流、合作。

　　在这些学者看来，不管中美关系如何，一个愿望不会改变，那就是中美学术交流，交换学者和留学生。

　　两年后，民间中美友好机构交流合作开始频繁，并互派考察团交流合作，美国成员也多次提议应交换学生，以便于知识交流，可依旧没什么回信。

　　著名教育干部郭懿清回忆道：“1976年前后，美国一直想跟中国交换学生，咱们一直没答应。”

　　1977年秋，听取高校师生建议，力排众议恢复高考制度，年底举行570万人参加的高考，录取29万大学生，使得中国教育迎来根本性转折。

　　认为，这只是第一步，唯有注重教育，科技兴国，让高校人才学习先进技术，才能更好的建设国家。接下来还要大规模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，首先是向美国派遣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美总统卡特上台后，积极和中国方面加强交流合作，促成和中国的正向交往。

　　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，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，中美关系也是美国全球化政策的核心。

　　次年6月23日，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，就指示应该加大派遣留学生规模，要成千上万的派，而不是一次只派十个八个人，保证今年派遣3000人出去。

　　还表示，应派遣一批学生搞自然科学，这样才能在5年内最快提高我国的科教水平。

　　邓公还指示，对留学生管理也要放松，不能看得死死的，不一定每晚都要回大使馆，可住在学校，也可住在外国朋友家中，要同社会接触，这样才能学好外文，学到真东西。

　　在谈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一事上语气坚定，和一年前他拍板恢复高考一样，一锤定音。

　　其实，曾在法国、苏联留学，正是这一时期，他接触大量新思想和新事物，知道中西方的差距，他知道唯有改革开放，重点抓科学教育，派遣留学生学习新技术，才能为国家发展奠定基础。

　　在邓公指示下，教育部于19天后就下达了《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》，文中开门见山道，当年预计派遣3000名留学生，来年派遣一万名留学生，其中大学生占60-70%，进修生占15-20%，研究生占15-20%。

　　然而，报告公布后，引来了不少学者的担忧，毕竟当时还没有“自费留学”的概念，很多人担心国家花费巨大资金送大学生出国，万一他们嫌弃祖国贫弱，出国后不回来怎么办？

　　对此，小平同志表示：假定每人按5000美金计算，3000人才1500万美元，派3000人出去，准备坏300人，5年后可收回2700人。

　　还举了个例子，1872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幼童去往美国学习，此后3年来累计派遣120余人。

　　可当时国内不少人对此事反对，他们生怕留学生会忘记祖国，部分顽固派更认为大清为天朝上国，不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。

　　不接受国外先进文化和科技，清政府继续落后挨打，沦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。

　　他还说：“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，个别人出问题了没什么是大不了，即便一千人跑了100人，也只占1/10，还有900人。”

　　1978年7月，美总统卡特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，当时美国方面并不知道中方扩大派遣留学生一事。

　　普雷斯在会谈中提出中美“互派留学生”，但中方代表方毅并没有给出答案，这让普雷斯神情沮丧，他认为此事不会有什么结果。

　　可下午会谈落入尾声时，方毅突然表示计划于1979年先派遣500个学者到美国学习。
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普雷斯低声问了旁边的随同人员，说：“有没有这方面预算？”对方摇摇头。

　　当晚欢庆会上，方毅特意向普雷斯敬酒，并表示中美在科技交流合作上步子要迈得大一些。

　　同月10日这天，特意会见普雷斯博士的科技代表团，会议上他强调中美两国科技交流的重大意义，并表示美国科技全球领先，中方在很多领域都处于落后状态，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。

　　邓公的诚恳让普雷斯十分感动，他没想作为一国领袖竟然如此放下身段，能够主动接纳美国先进文化和科技。

　　电话铃声响起后，原本寂静无声的白宫被一声声急促地电话铃声吵醒，卡特在铃声唤醒下很快从睡梦中醒来，拿起电话后，他很快意识到这是正在北京访问的普雷斯博士。

　　毕竟普雷斯博士一向稳重，他能在自己休息之时打电话，那就说明在同中国谈判中碰到棘手的事情。

　　“我正在和副总理会谈，他问了我一个我没法回答的问题！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。”

　　卡特听了后，心情立马由阴转晴，会心地笑了起来，他立即回答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　　但他力排众议，并认为和中国建交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，因而也被称为“中美关系的领路人。”

　　回国前，普雷斯还提出欢迎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实地考察，为派遣留学生的具体方案做准备。

　　为此，美方派出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唐占晞前往教育部商讨，经过此次商谈后，中方决定组织代表团，由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担任团长于10月份前往美国访问。

　　本以为这次美国之行一路顺风，可没想华盛顿的谈判异常艰难，双方在留学生人数和专业范围上有所分歧。美方认为，中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，太先进的技术还用不上，可在社区大学学习，不过中方表示留学生只进一流大学学习一流技术。

　　从1978年到1979学年，中方可派500-700名留学生、研究生和学者赴美，美方可派出60名留学生和学者赴中，各方尽量满足留学生和研究方面的需求。

　　因时间紧张，选拔人选上十分不易，主要是在外语、业务、政治、身体4个方面选拔，且注重理科、工科专业学生的选拔。

　　领导层讨论商议，派遣的人员中尽量别选拔高中毕业生，他们年龄偏小，思想还没定型，容易受资本主义影响。

　　因当下祖国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迫切，最好派出已有基础的、学习三五年可以回国发挥才能的原研究生、学者。

　　就这样，根据这一标准，教育部很快就从京津重点院校、科学院系统中选拔出50名优秀人才，这些人专业成绩出色，基本是同龄人群中的佼佼者，外语成绩也过关。

　　他们主要研究专业是理工农医，年龄最小的33岁，为清华教师；最大的49岁，为协和医院医生，还有6名女性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北京大学的张恭庆、姜伯驹获得赴美留学资格，教育部又将他们名单划入名单中，首批出国留学生就扩增至52人，他们原定1979年9月赴美学习。

　　人员确定后，郭懿清等人又对这些人进行为其3个月的语言强化训练，集训期间不能无故请假，集训内容主要包括留学规定、出国外事纪律、美国生活常识等。

　　教育部还为每个人发放700元置装费，并让他们自由挑选衣服，但几乎所有人都选了西府、黑色毛呢大衣、皮鞋和公文包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中美关系迎来了新的实质性的改善。同年12月16日，中美联合公报宣布，自1979年1月1日起两国正式建交。

　　这一天，同志立马打电话给教育部长，要求在中美建交前，第一批留美52名学员必须前往美国。

　　当消息传出后，正在集训的学员们欢呼雀跃，他们很快就拿到了签证，并于同年12月26日这天登机赴美。

　　这天晚上8点，天正下着大雪，周培源、李琦、郭懿清、唐占晞等人来到首都机场，和52名西装革履的留学生们一一握手送别。

　　飞机上，留学生们得知外国记者已在纽约机场等候，并计划对他们进行采访，大家商议后决定接受采访，随后留学生代表柳百成亲自起草一份声明，而后又当着几十名记者的面宣读声明，其声明表达对中美友谊的赞歌，也表明虚心学习美国科技的决心。

　　而随着留学生抵达美国，访美的时间也已确定，为1979年1月28日到2月5日。

　　1月28日这天是中国农历春节，按中国人惯例，大年初一不能出远门，但已75岁高龄的邓公为了祖国前途，不远万里来到美国。

　　下午4时30分，专机降落在华盛顿，他迎着雪花走下飞机，得到中国留学生、华人的热情欢迎，留学生代表柳百成就在其中，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着，心想如果没有邓公英明之举，他怎么也没机会赴美留学。

　　次日，美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为隆重举行欢迎仪式，所有在华盛顿的中国留学生均应邀前来，看着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和美国国旗，每个人都自豪万分。

　　同年1月30日上午，和卡特开始了第三次谈判，双方就交换留学生问题展开了讨论，邓公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向外国派遣留学生，并且要大大提高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的规模，也欢迎美国留学生到中国来。

　　而后，双方签署《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》，将中美几个月前达成关于互派留学生的口头协议文本化。

　　访美期间，卡特夫人还特意为夫人卓琳举办招待会，52名留学生应邀参加宴会。

　　会后，卓琳勉励留学生，嘱咐道：“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，你们学成后要回国，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，小平同志要着急的。”

　　尽管邓公访美日程紧张，但他百忙之中仍特意看望赴美留学生们，并同他们合影留念。

　　次月5日，邓公结束在美国的9天友好访问，参加近80场会谈、发表22次讲线场宴会等，他以幽默、亲和的形象展示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友谊，也向世界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。

　　首批52名赴美留学生，除一人因生病延期外，其他人均在2年后准时回国，而40年后再回顾，他们均已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，有人成知名专家，有人成知名教授，有人是学术界的佼佼者，其中6人当选为工程院院士。

　　1978年时，45岁的他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老师，得知赴美留学的机会时，他积极报名参加选拔，并从中脱颖而出。

　　因他曾在杂志上看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铸造学科很强，留学期间果断选择来到这所学校深造。而后他又转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。

　　在美国2年里，他最大的感受是美国科技技术的发达，晚年他回忆时说：“当时我还没见过计算机，而美国房东家里，她八九岁的儿子正在玩苹果电脑，这让我很是诧异，毕竟我从来没见过这稀罕物件，可我转念一想，或许要不了多少年，电脑将成为中国人的日常，也或改变人类社会。”

　　正是受其影响，柳百成又选修电脑课，在班级里，除了他40多岁，其他同学都是20出头的大学生。

　　因没有任何基础，最初学习时显得非常吃力，但他每天晚上坚持来到机房学习编程，渐渐地掌握电脑技术。

　　回国后，柳百成利用所学知识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，那就是：“计算机模拟仿真研究”，用高新技术劳动改变传统产业。

　　柳百成称，留学经历对他回国后的项目研究影响巨大，正是有了邓公的改革开放，才有了知识分子的未来，正因将人才送出国门，才真正开眼看世界，才让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。

　　1984年12月，留学迎来新的大潮，国务院颁布《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》，开启了自费留学的大门，我国也掀起了“出国热”，更多青年积极走向世界。

　　仅次年年底，出国留学生人数就多达3.8万人，其中自费留学生7000余人。

　　1986年到1990年，中国内地自费出国留学生达13万人，仅1990年这一年就达到5.6万人。

　　2001年，全年出国留学人员达8,4万人，其中自费留学生为7.6万人，2018年时出国留学人员为66.21万人，自费留学人数为59.63万人，占出国留学人口的90%。

　　为了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就业，1988年国家教委成立“中国留学服务中心”，为海归人员回国工作提供双向选择，为他们提供就业咨询等服务。

　　不过从1989年开始，公派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现象日益严重，很多优秀人才被西方国家以丰厚报酬招揽过去。

　　对此，对留学人员给予很大期望，他曾指出当下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留学生创造回国工作的条件。如果有些学科还没有，可以搞个综合科研中心，设立若干专业，或将现有的科研机构增设专业，将人才放在其中，总有人作出重大贡献。

　　不过邓公也明白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，能为留学人员提供好的工作科研环境和待遇条件有限。

　　为此，他强调做好留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教育，让其能够积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。

　　1992年南巡讲话时，谈到留学生问题，他说：“所有出国学习的人，希望他们都回来，要做出贡献，还是回国好！对我们的国家要爱，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。”

　　在的热忱召唤和关怀下回国的人也开始增多，特别是03年过后，出国和归国人数比例逐步缩小，2010年缩至2.11:1，2015年缩至1.28:1。

　　根据数据来看，1978年到2018年，总计有365.14万人完成学业回国，占总出国群体的84.46%。

　　他们将国外学习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运用到实处，为中国各领域建设添砖加瓦。

　　就算暂不回国的人，也会回国讲学、合作科研，提供信息，引进项目，以不同形式参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。

　　改革开放40年，不仅是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40年，也是中国青年留学海外、励精图治的40年，还是中国学习、借鉴、赶超的40年。

　　这40年来，正是在归国留学生和广大学子、农民工们共同努力下，中国创下了经济奇迹。

　　而这一切都要感谢邓公的伟大智慧和超前眼光，在那个特殊年代，他排除万难鼓励扩大留学生出国规模，这才加快中国现代化进城，缩短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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